2002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2398億元，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六；工業增加值為45935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44．9％。而新中國誕生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臺階。初的1949年，工業凈產值僅為45億元，所占比重只有12．6％。這標誌著中國的工業化正在高速蓬勃的生長，也表明了工業化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價值。
在上述的一組對比數據背後，隱含著一個建立在農業國家基礎上，擁有13億人口同時進入工業化進程的偉大而創造奇跡的故事。縱觀當今世界60億人口中，主要工業國人口約為7億，所占比例不足12％，而超過21％世界人口作為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中國，進入工業化的高速增長，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現象，也必然產生許多人類發展史上從未經歷過的挑戰和問題。
改革開放之前的工業化道路
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始於1953年開始執行的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並沒有沿用其他國家一般采用的輕紡工業起步的工業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業起步的超常規道路，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趕超”的強烈意識是采取重化工業戰略的基本動因，而前蘇聯的發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個可學習、借鑒的”榜樣”。為了盡快實現”趕超”目標，采取了比前蘇聯更強的強製性積累，試圖在遠比前蘇聯落後的基礎上跨越輕紡工業階段而建立重化工業體系。在經濟製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製，創建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以保證能夠通過高積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設資金，進行大規模的重化工業投資和建設。工業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製迅速延伸到整個經濟系統，從而形成了在中國執行了3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製。就此意義上說，計劃經濟體製與重化工業起步的工業化戰略存在著邏輯上的聯系。
這一戰略的貫徹和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重工業快速增長。1952年至1965年期間，重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5．5％，高於輕工業年均增長率5．5個百分點，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從1953年到1980年，全國基本建設投資中，工業投資占54％，而工業投資中重工業投資所占比重高達89％，主要投資於冶金、電力、煤炭、化學、機械等行業。
盡管現在評價這一工業化思路的得失不能脫離時代背景，但是其缺陷和失誤是明顯的。由於缺乏重工業與其他產業的協同發展機製，形成了重工業增長自我服務和自我循環的局面，導致了”重工業重，輕工業輕”的結構性缺陷，輕工業及其他產業嚴重落後，表現出”高積累、低消費、低效率”的特征。消費品嚴重短缺，消費需求受到嚴格抑製。在此期間，工業盡管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工業與一二三次產業之間、輕重工業之間、積累與消費之間的關系極不協調，資源配置和結構狀況存在明顯缺陷。工業化過程經常處在工業高速增長–結構關系失衡–調低工業發展速度–恢復比例關系–再提高工業發展速度的反復循環過程中，國民經濟增長處在嚴重波動的狀態中。國民經濟因結構矛盾而缺少穩定、持續的增長能力。
以計劃經濟為體製背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基本戰略，同時處在與國際經濟較少聯系的封閉狀態，是這一時期的基本特點。到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的1978年，第二產業在GDP的比重達到48．2％，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56．9％。第二產業的比重遠遠高於同時期的發展中國家，霍夫曼（Hoffmann）系數為0．76，但是並不能據此給出工業化先進程度的判斷，更得不出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的結論，因為當時存在著工業消費品嚴重短缺的情況，80％多的農民被排除了工業化進程之外。
在這一時期，中國用了近30年的時間，初步構造起了獨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工業化進程也由起步階段逐步進入了工業化的初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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