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398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而新中国诞生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这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正在高速蓬勃的生长,也表明了工业化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价值。
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创造奇迹的故事。纵观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和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工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迅速延伸到整个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执行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此意义上说,计划经济体制与重化工业起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
这一战略的贯彻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重工业快速增长。1952年至1965年期间,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5%,高于轻工业年均增长率5.5个百分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迅速由35.5%提高48.4%。从1953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投资占54%,而工业投资中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9%,主要投资于冶金、电力、煤炭、化学、机械等行业。
尽管现在评价这一工业化思路的得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但是其缺陷和失误是明显的。由于缺乏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了重工业增长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的局面,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轻工业及其他产业严重落后,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消费品严重短缺,消费需求受到严格抑制。在此期间,工业尽管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工业与一二三次产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和结构状况存在明显缺陷。工业化过程经常处在工业高速增长–结构关系失衡–调低工业发展速度–恢复比例关系–再提高工业发展速度的反复循环过程中,国民经济增长处在严重波动的状态中。国民经济因结构矛盾而缺少稳定、持续的增长能力。
以计划经济为体制背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基本战略,同时处在与国际经济较少联系的封闭状态,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到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1978年,第二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48.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6.9%。第二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霍夫曼(Hoffmann)系数为0.76,但是并不能据此给出工业化先进程度的判断,更得不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结论,因为当时存在着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80%多的农民被排除了工业化进程之外。
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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